北京师范大学：多措并举推进本科教学综合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把机制创新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出路，全方位深化本科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构建个性化修读方案。加强通识教育顶层设计，构建六大模块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家国情怀与价值理想、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全面提高课程质量。着力培养专业学术类、卓越教师类、交叉复合类三类人才，适度调减本科生毕业学分要求，在学分结构和课程设置上，为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提供可能。
实施新生导师制。新生导师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新生学习方法和计划、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指导，帮助新生了解专业，为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和成长成才奠定坚实基础。
开设新生研讨课。采取小班化课堂教学模式，由学校优质师资面向一年级本科生开设研讨课，课程以探索和研究为导向，就某一学术专题开展研究互动、学术讨论和科研写作训练，实现了自主查阅文献、合作研讨、小组报告的有机融合。目前学校教改项目共资助开设了95门新生研讨课。
设立本科课程助教。聘请优秀博士生或硕士生担任本科课程助教，协助主讲教师开展教学工作。实施助教制，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组织教学，通过大班授课也能实现研讨式教学，助教学生通过全程参与本科课程教学，自身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也得到明显提升。
完善实践培养体系。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分类制订实践教学标准，将各类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制定学分认定规则，确保各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学分数，文科不低于20%，理科不低于25%。不断完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支持并鼓励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研训练、学科竞赛等，促进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的精神、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和服务国家的责任感。
实施教学业绩奖励。深入开展财经制度综合改革，贯彻落实行政权力下移、院系统筹的改革思路，以各单位承担公共课程数量和在籍本科生数量为基础，引入教授上讲台比例、学生评教得分、教学事故数量等五项调控系数，测算各培养单位的教学业绩津贴，形成本科教学业绩奖励方案。2014年，学校增加本科教学业绩津贴至4300余万元，由培养单位根据教师教学业绩进行发放，有力提高了院系及教师的积极性。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快讯》2015.2.28）
•社会评论•
抓住机遇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这是一场使命驱动的改革”
在教育领域开展综合改革，提高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国民经济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机遇，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破解高等教育深层次矛盾的必然要求。
“这是一场使命驱动的改革。”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于大学发展来说，能否抓住这个战略窗口期，实现发展模式的根本调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的伟大跨越，目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校软环境建设特别是在治理架构、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机制、科研体制、资源约束上受到的制约日益增强，如果不全面深化改革，在发展模式上有所突破，就很难摆脱当前传统的相对封闭、粗放、资源投入型的发展模式，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将很难再有新的全面提升。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好解决、好克服的问题大多已经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硬骨头”都是关系治理核心的关键问题，就在眼前，绕不过去，必须要啃。“北大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事业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是加快创一流的根本动力。
改什么？
以“评价”为切入点
评价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衡量，更是一种价值导向和理念引领，对大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激励和监督作用，并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
“评价”关乎大学、政府、社会多方面的利益，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学校、教师、学生的发展，如何才能形成分类、多元、科学的评价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整体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就大学评价而言，要改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大学评价的最重要内容，通过分类评价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破解“千校一面”的局面，引导不同高校办出特色，以科学评价为基础，通过绩效拨款，引导高校内涵发展、提高质量。就教师评价而言，要强化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使命，将师德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教师评价体系的硬性指标，建立教师分类评价体系，推进教师分类管理，将发展性评价与奖惩性评价相结合，促进教师职业发展。就学生评价而言，推进差异性、多样性、发展性评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推进分类分行业评价，探索学生自我评价，强化学生主体意识、自我认知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怎么改？
因校制宜，注重制度创新
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一流大学的建设从来都不是靠简单复制取得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中国高校中每所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必须要充分体现多样性，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探索不同的模式。
尽管学校的综合改革千头万绪，但要清醒地认识到，体制机制改革是带动其他各项改革向前有序推进的火车头，要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协调党委和行政的关系、学校和院系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中心工作与后勤保障的关系等各方面关系，使各办学要素有机统一、形成合力，实现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变粗放型发展模式，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为加快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应以章程建设为统领，推动学校全面深化改革，打破原有的传统制度框架，重点突出体现学校核心价值追求的卓越教育制度、以学生为本的学生权益制度、以学术引领学校发展的学术权力制度、三大行业和社会广泛参与的民主管理与监督制度等，着力构建与建设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一项涉及长远、牵动全局的重大任务，具有系统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但我们要有信心承担起综合改革历史任务，率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建设道路，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4.7.23）
北京大学：北大综合改革，改什么？
本科“小班教学”，硕士“重在应用”，博士“加强学术”
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北大正在探索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事务联动机制，新创建的教授茶座项目和海南三沙等多个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研究建立学生的学习支持体系。本科生教育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本科生素质教育通选课”基础上积极建设本科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在元培学院建设“整合科学”“数据科学”等跨学科专业；不断总结经验并继续推广本科基础课程的“大班讲授、小班研讨”模式；继续实施和完善“本科生研究性学习”；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建设30余门“幕课”，推进“翻转课堂与混合式学习”；积极建设实体性质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促进教师教学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在研究生培养上，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已由5个试点学院扩大到25个招生单位，生源质量明显提高；实行了部分博士招生的10%弹性计划；着力加强学术型博士人才的培养和专业硕士应用人才培养，部分院系已经完全取消了学术硕士，自主设计了北大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位证书。
教学科研人员分系列管理，新进人员纳入“预聘—长聘”制度
在师资人事制度方面，逐步推开教学科研人员分系列管理改革。“985”工程实施以来师资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是学校改革的主线。经过近三年广泛讨论和反复论证，分系列管理制度自2014年1月1日起在全校逐步推开，新进教研系列人员全部纳入“预聘—长聘”管理制度框架。这项制度不但引进了一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而且通过高标准的严格评估真正实现了人员遴选择优和分流流动，有助于师资人才个人职业发展预期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的有效契合。
在人才培养中，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走“精致化”“专业化”“品牌化”的道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品牌。在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方面，特别提出把质量保障和教师发展体制机制紧密联系，确立教师养成育人第一、教学至上的价值规范。教师真正重视教学工作，从内心认可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质量保障才能落在实处，这才是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根本所在。重视学生的地位，把“教授治学”扩展为“师生治学”，提出了“积极探索师生治学”的有效途径，对于保障学生权益，促进学生重视学习与学术，实现教学相长，都大有裨益。
（摘自《光明日报》2014.12.5）
什么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
我国高等教育是“大而不强”，高等教育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性日益突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因此，如何解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题。
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在完善省级教育统筹中，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权力约束机制。中央教育管理部门的下放权力和转变职能，并不意味着能简单地理解为削弱政府职能、政府要少管或不管为好。转变政府职能，不适应、不符合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管理职能当然要弱化、淡化、转移、下放。相反，适应和符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某些管理职能不仅不能弱化，而且要加强，比如教育投入、教育监督、教育评价。
从改革实践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很多探索，但是，由于“下改上不改”，使得一些改革探索被迫调整改革方向或者恢复原状而陷入停滞，根本原因就是这些改革探索没有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没有从地方、高校的经验与做法上升到国家意志，制度层面巩固不下来，或者说这些探索缺乏一定的合法性而造成夭折。
从改革任务看，高等教育改革从各利益相关方普遍得到实惠的阶段，进入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攻坚阶段，从增量改革进入到存量改革阶段。解决长期束缚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能只做加法，用增加资源、增加编制和扩大规模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和问题。改革还要做减法，调整利益格局，转变资源分配方式，真正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在增量的基础上改革存量，在体制机制上有重大突破，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用。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高等教育生产力、调动各方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要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与体制机制下运转，而不是各显神通、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所以，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突破是在尊重高等教育规律、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和人民群众期盼的基础上，逐步地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宏观体制和现代大学制度，让各高校在有序中竞争，在规范中运行，在制度下发展。
无论从理论上看、从改革探索的经验看，还是从改革的任务看，都需要顶层设计。不能简单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在综合改革的背景下，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如何实施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过程来回答。或者说，从改革的思想、方案的设计，到改革政策的落实，再到新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权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导向，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发挥社会参与作用。如何引导高等学校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以“大学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抓手和切入点，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来引导高校准确定位、适应需求、特色立校、科学发展；引导社会正确看待高等学校办学行为和发展现状；促进政府由管理高校到评价高校的转变，促进政府资源配置方式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把握发展的主要问题，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评价”是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环节。
（摘自《光明日报》2014.8.12）
综合改革方案：清华北大哪家强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改革方案中都提出了“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目标和方向，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侧重点和具体策略有所不同。对比清华和北大的综合改革方案，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高等学校综合改革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办学规律。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批准《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和《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全面实施。这意味着，全国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正式启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和世界知名学校，其综合改革意义非凡，世人关注。对比清华和北大的综合改革方案，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高等学校综合改革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办学规律。
完善治理体系：两校改革侧重点和策略有所不同
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学校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就是推进我国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改革方案中都提出了“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目标和方向，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侧重点和具体策略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提出形成以章程为核心的健全、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按照《北京大学章程》对各类规章制度进行合章性审查，并筹备成立章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并重组校务委员会，从而推进依法治校进程。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的学术中枢。目前，我国很多高校虽然依法依规设立了学术委员会，但其基本上只是行使某些方面的单一的学术权力，而其他学术权力则分散在依托学校行政职能部门设立的各种专门委员会。学术权力行使的高度碎片化和行政部门化是我国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的重大原因。此次北京大学颁布实行新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推进学术委员会改革，确立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改革学术委员会的组织管理体制，设立了专门工作委员会和独立的办事机构，建立委员选举制度和自动更替制度，从而健全了学术治理体系和组织架构。
目前，我国高校虽然建立了学院制度，但学校与学院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高校中校、院、系的直线职能式组织架构，基本上属于行政系统和生产企业所用的科层式管理体制，没有体现学术单位的管理特点。如何完善我国高校院系治理模式，是新时期高校内部治理的一个重点。北京大学提出扩大院系治理自主权，并开展院长（系主任）公开选聘试点工作；清华大学也提出理顺校院关系，强化院系作用。
去行政化改革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完善治理结构的应有之义。去行政化的关键是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约束，严禁利用行政权力去获取学术资源。因此应明确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的界限，健全不同事务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完善保障学术权力的管理制度，规范职能部门的职权。清华大学提出根据学校作为学术组织的要求和教学科研工作特点，改革学校职能部门设置方式，由面向政府部门转变为面向教学科研要求和师生需求设立和调整，减少管理层级，并强化各级职能部门的服务职能，建立同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通识教育：北大重课程建设，清华重“三位一体”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究竟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对于这一问题，实践界和理论界近年来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此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将本科教育的性质界定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相融合，这是对本科教育定位认识的重大突破，引领了新时期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方向。
北京大学在“本科生素质教育通选课”基础上积极建设本科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在元培学院建设“整合科学”、“数据科学”等跨学科专业，不断总结经验并继续推广本科基础课程的“大班讲授、小班研讨”模式，实施和完善“本科生研究性学习”，完善学科大类课程平台建设，为学生拓宽视野、开展跨学科学习提供空间。从而完善“加强基础、重点选择”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起充分激发学生潜能与创造力的本科教育体系。
清华大学提出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实施以学生学习成效为导向的教育，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通识教育坚持“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理念，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实施小班讨论，提高学生在通识阶段的学习成效。
北大、清华所倡导的小班研讨与研究性学习，既是借鉴美国大学的小班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制（tutorial）和德国大学的研讨课（seminar），也是对中国古代书院传统的继承和复兴。古代书院强调师生讨论、教学相长，教学多采用问难辩论式，以启发学生思维；提倡学生读书钻研，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名师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教育学生，更以自己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人事制度改革：两校均实施“预聘—长聘”制度
教师是大学发展的核心，应用人力资源理念而非传统的人事管理观念来认识教师队伍建设和人事制度改革，合理规划教师队伍布局，改革岗位聘任和薪酬体系，通过制度设计激励那些形成竞争优势的教师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教师人力资源的保值和和增值。
北大、清华建立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改革，分为教学科研系列、教学系列和科研系列，实行岗位分类管理，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制定薪酬分类制度，符合现代大学教师队伍发展趋势。通过分系列管理和分类聘任制度有助于进一步激活各类人才潜力并发挥其效力。
为了建设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北大、清华实施了“预聘—长聘”制度。国际上存在美国高校教师的“长聘制度”和欧洲大学教师“梯队制”这两种类型的师资队伍建设模式，虽然“梯队制”有利于发挥资深教授的核心作用，但它不利于青年教师的脱颖而出，不利于青年教师在最具有创造力的年龄充分发挥其潜力和聪明才智。而长聘制就是要求预聘教师在经历五六年的考核期后才能成为长聘教师。预聘阶段压力很大，这是在学术潜力最佳年龄段给予较大压力，促使青年教师发挥其最大潜能。经过预聘考核留下来的长聘教师的学术水准和研究能力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其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也具有较为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开展周期较长、创造性较强的工作。
学术原始创新：北大试点国际同行评议，清华重视跨院系研究
要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需要进一步提升“学术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能力，使一批学科步入世界一流行列”。为此，北大、清华提出优化学科布局，建立完善的学科发展机制，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北大在11个院系试点开展国际同行评议，以评估促进学科健康发展。从知识发展规律看，学术创新和新的知识增长点来自于学科交叉和知识集成。我国高校现有的自由松散的管理模式，以院系为主的资源配置模式和以论文为主的评价激励机制不利于学术创新。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科研组织形式，建立学科交叉研究平台，成立面向重大科学技术问题、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院系研究机构，以培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北京大学探索建立了理工医结合的创新研究机制，启动了“分子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等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既体现了以综合优势推动自身学科跨越式发展、推动原始创新研究的要求，又是学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服务国家发展的责任。
（摘自 《中国教育报》2014.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