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期

作者: 时间:2017-10-31 点击数:【

上海财经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凸显通识教育

上海财经大学改革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注重从传统的重专业化训练,向强调逻辑思辨、沟通交流等综合能力的通识教育转变。

构建七大通识课程体系。按照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构建7大模块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语言与跨文化沟通”、“经典阅读与历史文化传承”、“哲学思辨与伦理规范”、“艺术修养与运动健康”、“经济分析与数学思维”、“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和“社会分析与公民素养”。本科生通识教育类课程学分占本科第一课堂学分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50%。打破学科限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打造精品通识课程,积极邀请名师大家,为学生开设研讨课。通识教育课程在未来三年,每年新建20门左右,同时按照通识教育改革要求,完成现有课程的更新,提高课程质量。

实施个性化培养计划。一是实施“拔尖计划”。针对今后有深造意向的学生,提供更深层次的专业课程,由学术造诣深厚的知名学者担任主讲教师,并创造机会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二是实施“卓越计划”。针对有明确就业意向的学生,新建一批就业实践类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三是实施“创业计划”。针对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新建一批创业创新类课程,注重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紧密结合。

加强配套保障机制建设。一是整合校内外资源。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合作;推进与国内外高校在学生互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项目上的合作;整合学科共同课程。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搭建教师教学技能交流学习平台;完善教师分类管理与考核评价机制。三是健全教学组织。重点完善教研室、教学团队和课程组等基层教学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开发教学资源、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作用;强化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的地位与作用,推动主干课程教授负责制。

【摘自 教育部网站 2014年2月17日】

北京工业大学“三个三分之一”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年级学生胡天圆已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我们参加社会活动、各种竞赛,获得的名次和成绩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学分。”她说,她获得了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比赛一等奖,学校结合实际培养学生让同学们受益多多。

北京工大校长郭广生说,学校通过引导探索、产学结合、开放共享,推动教改、课改、学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的创新人才。在“十二五”期间达到3个三分之一,即在校学生三分之一进入“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三分之一接受第二专业教育,三分之一有海外学习经历或者接受国际化教育。

一、培养复合型人才:三分之一学生有跨学科背景

用人单位如何评价自己的毕业生?“业务素质高,动手能力强,适应社会快”,北京工业大学委托社会机构跟踪调查的结果表明,毕业生普遍得到社会认可。复合型人才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

在第一专业,学校开设通识教育模块课程,尽力拓宽学生的视野。学校重视辅修、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的机会。通过引导、鼓励学生跨专业组队,参加国际、国家级、省部级、学校的各类竞赛,增强学生的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和协作意识。

二、培养国际化人才:三分之一学生有海外学习经历或者接受国际化教育

培养国际化人才需要国际化师资,把在职教师送到国外集中培训的同时,学校新进的教师要求1/4必须具有海外学习、学术经历。据学校国际学院院长吴文英介绍,学校1993年开始与境外一些高校合作,联合培养学生,校际之间学分互认。

三、培养卓越工程师:三分之一学生进入该计划培养

2010年6月,北京工大成为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先后两批共有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建筑学、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等7个专业入选,学校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并补充500万元学生实习经费。

卓越工程师培养注重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和工程水平的提高,学校与企业联合制定培养计划,帮助学生边学习、边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为保障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工大与著名企业共建教育实践中心,其中3个成为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国家级工程教育实践中心。

【摘自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3年11月21日】

西南大学积极探索“五分”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

一、面向学生多元需求,确立分层培养目标。

为解决同质化人才培养目标和多元化学生发展需求的矛盾,学校积极推行分层人才培养改革实践:一是分类指导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学科特色和优势,将学院划分为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结合型,从专业建设、教学团队、课程改革、创新平台、实践基地、学生管理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着力培养学术型、应用型、创业型等多元化高素质人才。二是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组建含弘学院,设立大文科类“吴宓班”和理工农科类“袁隆平班”2个校级创新实验班,实施多样化、个性化、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设立“晏阳初”实验班、“明珠”实验班和“光炯”实验班等9个院级创新实验班,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深厚的科研潜质的创新人才。

二、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实施分级分类教学。

为解决单一化人才培养过程和个体化学生学习需求的矛盾,学校着力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学科教育分类。对学科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进行合理分类,分为师范、农学、文科、理科、工科、艺术六大类,实施学科大类背景下的通识教育和学科基础教育。二是教学内容分级。对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部分专业基础课程实行分级分类教学,将思想政治、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数学等11门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分为基础层次、提高层次和创新层次共3个层次,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

三、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开展分段分流培养。

为解决共通化教学管理体系与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矛盾,学校积极探索分段分流人才培养新途径:一是培养过程分段。根据学生的认知和发展需要,分基础阶段、提高阶段和发展阶段三段培养。基础阶段,突出综合素质、基础知识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提高阶段,突出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和探究能力的培养;发展阶段,突出学生多样化需求、社会适应和特长发展的培养。二是学生管理分流。按大类招生,1.5年或2年后,依据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二次分流,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鼓励学生辅修双学位。

【摘自《高教领导参考》2014年第4期】

安徽大学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破解法学教育难题

该校法学院“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简称厚宽高强)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将作为安徽省法学教育方面的唯一项目,申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育成果奖。该项法学教育创新成果的创新点体现在注重法律人才质量,构建了法学实践教学新体系。

这项教学成果的突出特点是构建“3244”质量提升模式:法学专业教育和法学职业教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法学本土教育与国际化教育“三教育”结合,将知识素质能力并重的培养有效融于一体,实现对学生“厚基础”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双型”为培养规格,优化应用型和复合型课程体系,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和不同法律职业岗位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对学生“宽口径”培养;铁肩担道义,铁嘴辩公正、铁笔明法理、铁腿察社情的“四铁”专业品格,拓展提高专业素质教育渠道;着力于学生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和法律事实探知能力的“四力”,增强学生对接法律职业的能力。与此相适应,安徽大学法学院改变传统单一的毕业实习实训教学形式,以校内实践教学中心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平台,组建专兼职结合的“双师型”实践教学队伍,将实践教学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构建了系统的实践教学新体系。

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程雁雷介绍,通过探索和实践,该院基于“3244”质量提升模式的厚宽高强法律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已经形成,并取得显著成果。表现在:其一,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社会美誉度高,直接受益学生就达到近2000人,为国家特别是区域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其二,实践教学效果明显,社会关注度高。其三,引领安徽省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其四,获得主管部门充分肯定。安徽大学法学专业是教育部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是安徽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卓越法律人培养计划实验区”,并成功申报教育部首批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摘自 法制网 2014年2月28日】

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育人新路径

重庆文理学院与大多数师范新升本院校一样,办学经费不足,师资结构单一,缺乏行业背景,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中处于发展劣势。孙泽平校长带领的教学管理团队直面困境、求同存异,充分把握新建院校由“合格”到“应用型”再到“特色大学”的发展规律,积极拓宽人才培养领域,推进学习专项发展,建设区域性、应用型、多科性大学,已初步实现了由“新建院校”向“新型院校”的华丽转身,为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要实现由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需实现由封闭式独立培养向开放式联合培养的转变,重庆文理学院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形成了六种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二是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三是高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四是卓越教师培养模式。五是应用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六是国际合作办学模式。

【摘自《高教研究周报》2014年2月7日】

香港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考察及启示——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

陈庆祝 王玉

一、香港理工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考察

1.“适用人才与全人教育结合”的培养目标香港高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办学宗旨,如理大的宗旨是“培育学生成为能干的专才和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适用人才+全人教育”是理大的人才培养目标。香港高校对培养的适用人才的这一制度设计促使各大学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灵活地设置满足香港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培养受社会欢迎的适用人才。全人教育是香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另一个特色。近年来理大逐渐确立了全人教育的理念,在课程设置、学生活动、校园文化、社区活动等方面全面推行全人教育。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在所有专业的一年级新生中推行全面的通识教育,也称“大学基本要求”。

2.与大学发展目标一致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香港高校内部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体系都与该大学的定位、抱负、使命相一致。如理大的定位是“培养能干的专才和负责任的社会公民”的应用型大学。我们可以通过理大工程学院的一份关于“专业学习成效”的报告,了解理大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是如何与理大的抱负、使命相一致的。这份报告的逻辑关系可以简化为:理大使命——专业培养目标——学习成效——课程。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由此可以看出,理大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所有的专业及其课程最终要与理大的总体使命和抱负保持一致,从而为实现大学的目标作出贡献。

3.完善的质量保障与监督体系。香港高校的质量与监督体系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部系统。外部的质量保障与监督由三个单位分工负责。第二个层次是大学内部系统。为实现自身的使命,香港各高校在大学内部都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以理大为例,理大的教学质量保证制度包括专业、教师和学系三个范畴。

二、香港理工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1.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是“建设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的定位必须真正获得全校师生的认可。第二是切实加强与地方各产业界的联系。第三是将应用型人才培养落到实处,每个专业要有“可核实的证据”以显示是否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2.关于通识教育。一是增加通识课中选修的比重,给予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充分的选课自主性。二是理大的新生入学教育值得我们借鉴。理大将“新生入学教育”列为通识教育的一门必修课程。

3.关于专业设置。对于新增专业,内地高校可以借鉴理大的做法,应该进行严格地申报和论证,以保证新专业具有发展前景和市场竞争力。对于现有专业,不妨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校内自我评估,对于与学校发展目标契合度不高的专业应适当压缩甚至淘汰,以集中资源发展特色专业。

4.关于课程体系。在课程体系中,香港高校对通识课的学分有统一的要求,如理大的通识课程统一要求修满30 学分。在通识课的课程设置上,各校除了对语言与交际的课程(英文和中文)有统一要求外,剩余学分由学生在3-4 个领域任选。在部分内地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各个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的学分不同,而课程设置区别更大但又必选,没有体现学校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的统一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同样可以借鉴香港高校和欧美大学的通行做法,通过绘制课程贡献图,即通过检视每门专业课程对培养目标的贡献,以此确定专业课程的设置。因此,内地的应用型大学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应以“应用”为主,“切合所需”,在知识和能力之间更侧重于能力的培养。

【摘自《高教探索》2014年第1期】

国外信息·

美国研究型大学卓越人才的选拔与培养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工程,涉及面非常广泛。笔者以为,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中存在着几个问题:选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苗子缺乏良好基础,对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实践不够,泛行政化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负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没有独特的创新模式。

一、改革招生制度要与中学素质教育衔接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搜寻应该选好苗子。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苗子的选拔具有坚实基础。要注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克服应试教育倾向。作为高校,应当积极探索谋求与中学的联系和合作,高校要将选拔人才的基本要求和中学沟通。

二、应当重视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

目前,我国高校对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明显缺乏力度。笔者拟就研究生招生、建设高水平实验室、设立“双导师”方面谈些想法:研究生招生制度要改革。建设高水平实验室。建立“双导师”制。

三、克服泛行政化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

对高校而言,克服行政化倾向的实质就是要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按教育规律办事。如何践行“去行政化”:一是要从高校领导班子做起,重视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二是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形成对泛行政化及官本位的硬约束;三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克服行政化影响。四是选拔导师要避免行政化带来的影响。

四、努力构建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既需要理论方面的,又需要实践方面的具体措施,还要借鉴国外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

【摘自《国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

教育政策演进与教育评估转型——美国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经验与启示

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要求接受政府财政资助的教育部门针对教学改进情况和学生成绩提供证据支持,因而教育评估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论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探讨美国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的政策演进以及相应的评估范式转型,以期为我国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的有效开展提供借鉴。

一、美国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针对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而提起的诉讼案逐渐增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拉开了以财政充足性为导向的教育财政改革的序幕,通过保证基础教育的财政充足性来推进教育公平,从美国教育政策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到政策关注的重点逐渐从教育的投入和产出转移到教育的核心生产过程,也就是教学实践,这也反映了教育政策对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的认识正逐步走向深入。

二、美国教育评估范式的转型

教育评估是通过规范的教育研究设计和步骤,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对特定的教育实践确定其价值的过程。

三、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要实现教育的公平与卓越,就必须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检测体系。今后我国的教育评估也要采用科学的方法与程序,对各种教育问题进行诊断和评估,从中找出最佳决策的证据,从而将教育政策真正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证据基础之上。

【摘自《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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