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掌门人热议《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高校发展要跟得上时代需要

“211”“985”，这两个代码般的数字为广大师生家长熟知，在人们心中，这代表着重点大学、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日前，这一“重点”的概念全面升级，我国高等教育追求的，将是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近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部分高校负责人。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已成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记者：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当前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公认的严格定义和统一的评价标准，但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必然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独立的大学精神，能够为各行各业培养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能够取得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并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为何要在当下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世界首位，特别是通过“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积累和发展前景、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院校，其中一些院校和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万立骏：发达国家依托一流大学带动国家富强、引领世界潮流的发展路径表明，一流大学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产业革命、文化繁荣中始终肩负重大使命并担当重要角色，成功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到较高水平或新阶段后的迫切需要。

记者：《方案》出台的意义何在？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方案》是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迈向高水平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指明了方向，也为全面推进高校综合改革提供了指引和强大动力。

打破高校身份壁垒，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记者：此次《方案》和以前的相关建设有什么区别？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以前的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世界高水平的大学这一宏观目标，但对高水平大学的具体要求没有做出界定。《方案》则提出了“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和“进入一流前列”的明确要求，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大学、学科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前列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

记者：《方案》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机制方面有什么突破？

周玉：《方案》进一步完善了建设机制。为支持高校差别化发展，《方案》提出分类推进，既适度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学校。而且，明确规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分级支持”，即中央高校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地方高校以地方财政支持为主。《方案》建设机制完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强化绩效、动态支持”，更加强调绩效导向、引入竞争、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扶优扶强。而且，《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安排经费的能力”。这些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进一步突出我国高校的特色，并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与活力，有力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

朱秀林：《方案》打破身份壁垒，实行适度开放，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理念，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改革红利。它鼓励竞争，为全国不同类型的高校营造了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结合自身和区域特色，探索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

记者：怎样把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

朱秀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创建一流大学，不是简单复制西方大学模式，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中国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灿烂文化，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

陈骏：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路径，根源都在于体现了国家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在于引领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自觉肩负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的责任和使命。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瞄准世界一流，就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拥有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就是要培养一流的创新人才，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毕业生质量得到广泛认可；就是要产生一流的科研成果，推动和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发展；就是要作出一流的社会贡献，支撑和服务人类科技和文明进步。

记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需注意什么？

陈骏：要坚持遵循教育规律，要回归按大学规律办大学的大学之道，坚守教书育人的大学之本，重塑返璞归真、宁静致远的大学之魂，允许大学按照自身特点、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建设发展自身特色，充分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知识技术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避免各种急功近利的恶性竞争给大学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创新驱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进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进一步破除制约大学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加快创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为开放、有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

全国政协召开第四十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出谋划策：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

近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引发社会关注。2016年开始，新一轮高校建设将拉开帷幕，目标是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究竟什么样的大学叫世界一流？如何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我们的差距在哪里？靠钱能不能堆出一所理想的大学？11月5日，全国政协第四十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会场，来自高教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权威专家和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济济一堂，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观点比拼，关键词有两个：“特色”和“水平”。

座谈会一开始，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介绍了近些年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成果和问题。他毫不讳言地指出，我国虽然是高等教育大国，但整体上大而不强，高校特色需要进一步彰显，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高校办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高等教育发展不协调；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制度尚不健全。

杜占元的开放姿态，让到场的委员和专家们打开了“话匣子”。围绕如何突出高校特色、提高高教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时有争论却气氛和谐，透着浓浓的协商意味。

千校一面为哪般？

湖北有67所本科院校，开设英语、营销、经贸等专业的就超过50所，最终人才“产能过剩”。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在一次调研中发现，各个高校从发展规划到专业设置，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最要命的是，这些设置并非出自区域发展所需，“企业和学校仍是隔河相望两茫茫”。

标准化的过程是个双刃剑，一方面能快速提升整体水平，但它的副作用同样明显。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委员一言以蔽之：“有的院校急功近利专升本，有的追求学院更名大学，有的盲目争取硕博点，有的一窝蜂综合性研究型。究其原因，分类不清、盲从于指标堆砌的所谓一流，评价标准和资源配置看中的是数量规模，‘985’、‘211’、一本、二本、重点学科等显性指标没有和质量共性挂钩。”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委员认为，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历程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项目驱动，二是指标牵引。尽管两者互为补充的发展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发展不足的问题，但其本身的不足也渐渐显现：“最直接的表征，就是高校办学出现了同质化的趋势，由于各种专项计划和各种评价指标，涉及到高校的办学经费和办学地位，所以对高校的办学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就是高校办学的指挥棒。”

“屠呦呦获诺奖给我们当头棒喝，不能唯指标论，必须打破无处不在的数字崇拜！”马德秀疾呼，她开出药方：改革过度功利的评价体系，标准要区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赋予不同定位的高校同等地位；评价要突出特色水平，重绩效、重贡献，并依托第三方评估，形成多元评价；资源配置要改变政府完全按学生规模拨款的方式，既提高生均经费，更要依据特色水平考核绩效、配置资源。“让高校都能各安其位，静下心来在各自类型中追求一流。”

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委员也在此问题上作了呼应，他认为，我们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985”“211”等国内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本以上的大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学术型综合大学。这种牵引和示范作用，不仅使我国高等教育千校一面，失去特色，而且造成二本、三本学校盲目跟踪效仿，使应用型高校基本没有发展和上升的空间，造成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

“应抓紧制定我国高等院校的分类评价体系。当前，应该优先解决学术型与应用型两大类标准体系，对于学术型高校建议通过提高标准，严格控制规模，解决过多过滥的问题；对应用型高校则宜粗不宜细，要适当考虑不同行业背景，由国家制定通用标准，各省市和各行业、各学校可以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制定其细则。”朱和平说。

简政放权为高校松绑

“什么时候评价别用工程的数字来衡量我们办学，这就有希望了。”在一次基层调研中，李卫红委员遇到一位老校长，他的这番话让李委员印象深刻：“现在的指挥棒太单一了！简单化、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评价体系，让学校苦不堪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委员的发言题目旗帜鲜明：“简政放权，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发言也是直言不讳：“由于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程序复杂，它的人手又不够，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效率，使得许多该做出的决策迟迟做不出来，该给的预算迟迟不能到位，从而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贾庆国说：“高校校长根本没有多少发挥管理者作用的空间，必须简政放权，高校才能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校长，才能够更好地从事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创新，才能更合理地分配科研资源和改善研究质量，才能大幅减少浪费。”

陈群则感慨：“在中国做大学校长，一方面非常辛苦，因为需要面对各种专项计划的竞争，各种指标要去追赶，你头顶上有很多指挥棒；另一方面又很简单，因为你只要跟着这些指挥棒走就行。”他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留给学校的领导发挥空间是有限的，使得高校办学会逐步出现同质化的趋势，也使得高校很难结合自身的传统和社会需求来专心办学，走特色发展之路。

陈群认为，从国际国内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对高校进行评估是必要的，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都在对高等院校进行评估，也都根据绩效进行资金的分配，但是过于频繁、量化、指标体系过于繁杂的评估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建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改革评估方式，强化综合评估，延长评估周期，优化评价体系，尤其是应该科学区分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建议可以借鉴欧洲一些国家大学管理制度，建立和校长任期相对应，与学校下一轮获得综合投入相关联的综合评估，使得高校在一个建设周期里专注于内涵建设，来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委员则认为应改变现行的财政拨款使用机制，目前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模式，相对简单粗糙，不能考虑学校的实际办学成本，缺少对高校的合理分配、定位，绩效评价标准和公开竞争机制存在高校身份互换，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他建议在现行生均综合定额基础上，根据物价变化，建立高校生均拨款定额增长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研究生生均差别拨款机制。特别是加大基本支出在财政拨款当中的比重，扩大高校统筹安排使用经费的自主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财政拨款的精细化管理。